这对陆大古来说是有些陌生的景象：
从镇上的客栈对付了一晚出来，踏上路途，经过沿路的村子。
现下应当是夏收以后，刚到夏种，沿路田间的农民在忙碌。
他们年纪稍大的都佝偻着身子，双臂和双腿关节处都弯曲着，那是繁重劳作之下的骨骼畸形，也即驼背和超屈伸。
年纪小的蹲在田里，也可以预见今后的种种职业病。
他们的未来已经一眼能望见。
大古注意到，他们许多人只穿了条裤子遮住隐私处，那仅有的“遮丑物什”也满是补丁，老旧的很，更远处稍微“隐蔽”点的田里，以他的视力还能看到有人光屁股干农活，表明其极度困难的经济状况———很多人家里只有一套能穿出来的衣服，谁出门干活谁就轮换着穿出来，稍俭省些的人家，怕磨坏衣服，干脆大大咧咧的“坦诚相见”。
农人们对此毫无反应，各自干手里的活，看来习以为常。
这些底层人也确实没有精力多管闲事。
他们身材干瘦、动作迟钝，一看便知是饭吃不饱盐吃不够。
除了长期营养不良，多半还患有重度夜盲症。
“......”
这种区域内极端贫困的现象若是发生在陆大古上次任务的汉国，当地主官是要被治罪的。
两人又走了截。
见到土路上有个小女娃担着快有两个她那么高的一大捆柴。
大古走上前去。
“小妹子你好啊。”
听见招呼声，小女娃脚步止住，好奇地循声看去，见到个看上去很亲切很高大的青年，那发散着由内而外的温暖气质的笑脸既温柔又好看，让她升不起敌意和戒备。
“你好能干哦。”帮她扶起沉甸甸的柴，青年笑问，“背这么多的柴，拿回去烧的吗？”
女娃愣愣地点头：
“嗯。”
应过声，她便埋头担柴走路。
两人跟上去。
“来，我帮你背，好不好啊？”
“不用。”
小女娃把头埋低了些，感觉到有手动背上的柴，又像护住什么宝贝似得别开：
“不用。”
于是陆大古只悄悄伸手抓住捆柴的草绳往上提，为其减轻负担，微微弯下腰，温和地向她攀谈道：
“今年几岁了？”
“七岁。”
“到了能蒙学的年纪，还要背这么多的柴....你会不会认字啊？”
“不会，他们说女娃不用认字。”
发现柴变轻了的女娃眨了眨眼睛：“我还要照顾奶奶。”
“奶奶，应该有爹娘照顾啊？”
“爹爹给公家做活累死了。”她的声音低落许多，“阿娘去年病死了。”
“哦。”大古无声轻叹，又问，“你家，住在什么地方呀？”
“不远，就那儿。”
她一指前面蜿蜒的土路：
“到了前面转两个弯。”
接着走出去几截路，小女娃清脆的声音问他：
“你叫什么？”
“我啊。”陆大古逗她，“你叫什么名字啊？”
“你先讲。”
“诶，你先讲，你是小孩，当然要你先讲喽。”他笑道，“你不要看我表面上年青，我呀，早就可以当你的爷爷喽。”
“吹牛。”她嘴一撇，笑了，“我叫张彩云。”
说话间，到了女娃家门口。
“奶奶！”
她叫道：“有人来了！”
“诶。”
远远地有个白发苍苍的老婆婆走出土夯成墙的屋子，陆大古刚帮女娃放下柴，她便如乳燕归巢般跑到老婆婆身边去，踮着脚扶住老人的肩耳语：
“外面来的，身上的衣服一个补子都没有。”
“哦。”老人了然地点点头，“遇上贵人了。”
她躬下身子，对迎面走来的两人奉上笑脸。
“老嫂子，莫怕。”
两人行了个这个时代的礼节，大古安抚她：
“我们不是坏人。”
“只是我们夫妻两个路过这里，想讨一碗水喝。”
“哦，这边请，这边请.....”
进了屋，坐到老旧木桌边的长凳上，老婆婆很快捧来水，他们双手接过。
“老嫂子，我们还想问些事，不知道，可不可以？”
“这，这....”
老人一下子害怕起来。
陆大古拿出小袋铁钱，再次安抚她：“莫怕，老嫂子，我们不会做什么，只是问问，问完，这袋钱就是你们的了。”
“诶。”
老婆婆终于安心，又矮又小的老屋里，响起陆大古和大进与老人问答的声音，随着问答和近几天的观察，加上穿越前的了解，他们对这个时代又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
现在，是南宋绍兴时期。
正是宋高宗赵构的执政时期。
而这个缔造了古代“不夜城”的时代，不出所料地建立在朝廷对百姓生活的基本盘，衣食住行等领域设立的各种“脑洞大开”的苛捐杂税上，我们先不谈种种底层小吏贪墨的伎俩，只看大方面，如公田、民田、城邑、杂变、丁口、盐、茗、酒。
宏观上看，宋朝官府搜刮仔细得真是到了“锂铢必较”的程度。
比如，老百姓可以选择租种朝廷的公田，按纸面规定，公田的地租比私田低，但公田的佃户们却常年受到官吏敲诈勒索，负担远超规定的地租。
当然，百姓也可以耕种自家的田地，可这会遭到极严重的折变征税盘剥。
那么，何为折变征税？
简单来说，宋朝沿用了唐朝的“两税法”，要求夏税输钱，秋税输米。
但官府找借口，有时以钱折麦，有时又将麦折钱，有时以钱折绢，有时又将绢折钱，称为折变。
几个来回，就能让纳税户的负担增重几倍。
而折变征税还不是最残酷的，民众还得应付支移：
百姓不但必须缴纳田赋，还须自费将田赋运送到需要粮草的指定仓库。
这只是字面的意思，实际上，这是官府“脑洞大开”的增收手段。
它们所指定的目标仓库其实未必真的缺粮，它们只是给百姓指明一个路途遥远的目的地，要求他们运粮过去“救急”，可老百姓没有能力既出车、又出人、还出钱跑那么远。
为图方便，百姓会选择直接在目的地买粮交差。
当地官府通过高价卖粮，就从老百姓身上赚了一大笔钱。
所谓城邑，指城市居民需要缴纳宅税、地税、茶课、盐课等杂税，盖房子要征税，娶媳妇要征税，出远门读书，路过税卡，随身携带铜钱、铁钱要纳税，连农具也要收税。
然后杂变，指的是各种稀奇古怪的税种，取决于当地官府癖好，如某地官府需要牛皮，就直接向百姓征收牛皮，需要箭杆，就向百姓征收箭杆，只要官府下令，老百姓就必须上交。
再有丁口，即人头税，早在宋真宗时期，两浙、福建等地的人头税就逼得百姓不敢再养儿子，生了儿子要么抛弃，要么卖掉，要么送给庙里。
此外，宋代朝廷还十分重视通过垄断渠道增收，全力控制盐、酒、茶、香料等高利润商品资源：
如北宋汴京的酒业实施“榷曲法”，即对造酒的店铺实行“配曲”，一个店铺能造多少酒取决于他能从官府手里购买到多少酒曲配额，而购买酒曲配额的钱就叫作“曲钱”。
开封城酒铺每年得花费不小的“曲钱”向官府购买官曲。
为了牟利，北宋官府多造酒曲，硬性摊派，根本不管酒铺是否能把酒卖出去，于是酒铺倾家荡产还官府欠债甚至成了普遍现象。
直到后来宋神宗时期，这种摊派才停息。
接着食盐垄断，如北宋后期。
北宋联金灭辽后，收回了燕云十六州的一部分，北宋官员随即把宋境的盐法也一并移植过来，于是在辽国统治时期，当地每斤盐11文钱，北宋来了以后，每斤盐280文钱，飙升20余倍。
除此以外，宋朝时期的差役也很要命。
不同于以往朝代的徭役，要求平民协助官府修城造桥。
宋代的差役要求有一定财产的百姓必须出人出钱为官府运送物品、看管府库、督收赋税、追捕盗贼，且不发薪水，强迫百姓脱离生产、自费完成工作运转，如致使无数百姓家破人亡的花石纲。
到了仁宗时期，这种衙前差役已成百姓人人闻之色变的噩梦。
平民怕承担衙前的苦差，都不敢致富，老百姓只要多种一棵桑树、多养一头耕牛，就会被周围的人当成富户，然后被推举去承担会导致破户败家的衙前差役。
如嘉祐八年，在凤翔做官的苏轼曾在一封信中说：
见民之所最畏者，莫若衙前之役。
当时，按照朝廷规定，家产满二百贯的家庭就可以被征去衙前服役，但当地的各户人家极少有家产达到二百贯的，官府为了找到足够的人服差役，凑够二百贯的服役标准，硬是把老百姓家中的桌椅板凳、扫把拖把、鸡鸭猫狗、剪刀针线、麻绳碎布等等东西全部计入财产，绞尽脑汁地美化统计表。
接着，老百姓实在没办法，去服差役的时候，惨剧才刚刚开始：
首先服差役的人得给官府的胥吏塞至少得上百贯钱红包，否则他们就会把最遭罪、最劳累的差役分配给你，变着法子给你“穿小鞋”。
其次，大多数差役都是负责向京城或其他重要城市押送纲运物资，最少几百贯钱的路费都得服差役的人自己承担。
于是服差役的百姓“全家破坏，弃卖田业，父子离散，为乞丐者不少”。
勉强能熬过一轮差役的百姓，还要面对下一轮差役，不至乞丐则差役不止。
于是为了让儿子躲避衙前差役，老父亲上吊自杀；有的人家连年迈的祖母都要改嫁，并将田产贱卖以减少家产，亲人早早地分家，甚至弃田送人者亦不罕见。
而朝廷仍觉得不够，神宗时期，王安石变法，关于服衙前役，他规定：
邻里之间可以向官府举报故意隐瞒或减少家产以逃避差役的人家，一旦查实，官府会重赏举报人。
“咔咔咔咔。”
靠贿赂守关兵卒顺利进城的陆大古和大进乘坐租来的驴车观察左右。
这里，是临安城。
他们一路逛一路看，看到了夜晚。
街边的酒楼灯火辉煌，隐隐传出欢歌笑语、文人雅士吟诗作对。
道路两边到处是摊贩，让两人恍然有回到二十一世纪美食街的错觉，那些摊位卖的有酥糖、硬糖、有肉肠馅饼、油炸馓子，蒸腾的水汽和丝丝拂面的凉风里夹杂着甜糕、各种汤面肉食的香气。
忽地有个小厮从旁经过。
小厮手里端着食盒跑得飞快，手上很稳，未见撒出半点汤水，不知这份外卖要送去哪里。
忽听歌声笑声不断，原来是三三两两在路边酒肆的人一边享用宵夜，一边作行酒令，敲着碗筷，气氛热烈。
往前两个路口，又听无数莺莺燕燕招呼。
原来是花楼上的姑娘们嬉笑着请他这个公子哥进去享受人间美好，那些丝绢脂粉沁出的浓香简直要酿成美酒，令人沉醉。
真是好一派盛世的繁华景象。
“.....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
站上河间石桥。
陆大古的目光落到前方传出舞姬歌声的画舫，他微微摇头：
“足够了，我们回去准备吧。”
“咔嚓。”
咬下最后半口酥饼，大进点点头，把剩下的酥饼喂到他嘴边，待他吃下，露出满意的微笑：
“不再看看？”
“已经很明了了，不必再管那些虫豸。”
甜丝丝的味道在嘴里浸开，他咽下饼，颔首：
“与其相信那些封建贵物，不如相信我是汉始皇。”
“至少我真的是汉始皇。”
任何封建国家，包括我建立的那个，都死不足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