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江绍唐跟李嘉诚的交谈，谈论的内容越来越多！李嘉诚居然还很喜欢看电影，而且，看电影时，他的“代入感”很强，每次都会选择一个自己喜欢的角色，然后随着剧情起伏，“过他们的生活”。 李嘉诚还表示，一定会抽空去《黄金时代》，这让江绍唐受宠若惊不已。
在江绍唐看来，李嘉诚其实是个感情很丰富的人，但他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他很懂得控制自己的情感。
“李先生，你介意我问你一些私人的问题吗？”江绍唐面对李嘉诚，实在不愿意错过每一个问题的机会。
“你问。”李嘉诚微笑的说道。
“1996年，你的长子李泽钜被世纪大盗张子强绑架，对方单枪匹马到李家中，开口就要20亿，我很想知道你当时是怎么一个反应！”江绍唐问道。
李嘉诚坦然的说道：“我当场就同意了，但表示现金只有10亿，如果他要，我可以到银行给他提取！我那个时候的镇静，连张子强都很意外，他问我：你为何这么冷静？我回答道：因为这次是我错了，我在香港知名度这么高，但是一点防备都没有，比如我去打球，早上五点多自己开车去新界，在路上，几部车就可以把我围下来，而我竟然一点防备都没有，我要仔细检讨一下。”
江绍唐点点头，道：“你把这个当成教训和交学费！”
“不错，而且钱对我来说，只是数字，但是我儿子却是一个生命，20亿对很多人来说那是天文数字，但对我来说，还是小数一笔，因此我不可能为了这一点钱而牺牲自己儿子的性命！”李嘉诚说道：“当时我劝告张子强：你拿了这么多钱，下辈子也够花了，趁现在远走高飞，洗心革面，做个好人；如果再弄错的时候，就没有人可以再帮到你了。”
“可是他没有听你的，也没有按你的去做！”江绍唐说道。
“是的，有一个秘密你一定感兴趣！”李嘉诚说道，“后来张子强又打来电话给我，我说你搞什么鬼，怎么还有电话？张子强在电话中说，李生，我自己好赌，钱输光了，你教教我，还有什么是可以保险投资的？”
“呵呵，看来张子强这个时候才是明白人？我很好奇你是怎么回答他的！”江绍唐问道。
李嘉诚答道：“我只能教你做好人，但你要我做什么，我不会了。你只有一条大路，远走高飞，不然，你的下场将是很可悲的。”
江绍唐没有问李嘉诚有否给国内领导人电话，让张子强在国内遭受审判并枪毙！但是李嘉诚向江绍唐回忆当时的情形时，语气平静，就像是在讲述一段别人的历史。其中的惊险和锥心之痛，似乎全都烟消云散。
李嘉诚将这种冷静归于他喜欢看书，“我喜欢看书，什么书都看，这对我都有用，今天有用，明天也有用。所以，很多大事来的时候，我也能解决”。
其实江绍唐更愿意将李嘉诚这种冷静归结到他少年的成长经历上。李嘉诚出身于书香门第，爷爷是清朝最后一科秀才，两位伯父在民国初年，还曾跨海留洋取得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博士学位。而李的父亲，则是小学校长。但因为二战爆发，故乡潮州被日本侵袭，李和家人逃难到香港。没想到，1941年日本攻占香港，母亲只好带着弟妹回老家。更没想到，贫困抑郁的父亲染上肺结核，半年之后就去世了。14岁的李，独自面对父亲的死亡与埋葬，“一夕长大”。更祸不单行的是，年少的李嘉诚也染上了肺结核。
“这是我一生中最艰难的时刻。”李嘉诚回忆说，“我告诉自己不能死，身为大儿子，为了母亲和弟妹，为了前途，一定要做好自己的工作。”
没有钱去看病，李嘉诚便只能用自己发明的方法对付肺病，清晨到山顶呼吸新鲜空气，李替厨师写家信，以交换鱼汁与鱼杂汤，强迫自己喝下这平日最讨厌的食物，只因知道这些汤有营养价值……
一位采访过李嘉诚的记者写道：李嘉诚的心胸之大——收购和记黄埔此等之事一直秘不外宣，甚至自己的老婆也不知道，一切都自己心算——是撑出来的：丧父、养家、肺病、贫穷……当一个人在自己15岁左右经历这一切挑战而没有被打垮，他就没有什么是不能承受的了。
孤独是李嘉诚最自然的常态，“他会不断自己抛问题、自己回答。”虽为华人首富，但李嘉诚却过着清教徒般的生活。每天早餐还是吃着红薯饭，看似简单，其实简单之中也蕴含着养生之道，只是一般人不清楚而已。
“他11岁就逃出来，一路上都是一个人在奋斗，他老和我们讲自己缝衣服，到现在依然如此。”一位下属告诉江绍唐，李嘉诚的袜子都是不能见人的，因为他自己缝补了好多次。这让江绍唐都为之感动动容，这让江绍唐想起了另外一个自己尊敬的人，周恩来总理，他穿的衣服也是补了又补的。
李嘉诚鼻梁上的黑框眼镜，打从1972年长江实业上市记者会开始，就再也没有变过。手上的手表，也总是同一块，直到最近在一次旅行中看到一款西铁城的太阳能手表，他非常喜欢，才很大方地跟售货员说：“你不用给我打折啦。 ”这款手表的售价是3000港币。
在创办长江塑料厂时，李又开始订阅英文《当代塑料》及其他西方专门的塑料杂志。与此同时，李开始将部分资金投资华尔街上市公司股票，李从不按直觉投资，而是仔细研读公司财报，研究商业规则。华尔街财报是李的英文老师、商业教练，也是李的私人投资获利来源。
在这位友人看来，经过几十年的磨炼，李嘉诚早已学会了和孤独相处，所以，登上人生的高峰之后，少有高处不胜寒之感。
而李嘉诚的豁达和乐观，也皆来自于此。今年香港国际货柜码头发生罢工事件，工人们在长实门前扎起帐篷，拉起横幅抗议，李嘉诚的照片被画上魔鬼的红色双角和白色獠牙，额头上还被写上了“奸商”两字。因为要从门口进出，李嘉诚看到也非常不高兴，但几个小时之后，他就开解了，李嘉诚和他们开玩笑说，哇，这个上面，把我的头画得还是笑的。
“工潮的冲击大，还是逃难到香港的冲击大呢？”江绍唐问道，早年的经历，早已让李嘉诚练就了百折不挠的心态，“他找到了平衡内心的秘诀”。因此对于李嘉诚来说，真正强大的内心，是当年小时候逃难中形成的。
在李嘉诚的办公桌上，有两块小玻璃，上面是李自己写的两段话，一段是：求百事之荣，不如免一事之辱；邀千人之欢，不如释一人之怨。而另一段则是：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
江绍唐不断的问，李嘉诚不断的回答。江绍唐问了自己想问的一切，尤其在经商的经验和心得上。令江绍唐感到印象深刻的是李嘉诚说，我一生的原则是不会去赚最后一个铜板。
“你目前出售的资产多为地产，你怎么看香港和内地楼市？是不是说这已经到了泡沫的顶端？”江绍唐问道。
李嘉诚道：“内地房地产过去持续上涨，往往以高于市值的价格也无法投得土地。内地政府部门都说要对房地产进行打击，价格太高。不听他们的话，还可以听谁的话？现在价格的确涨得太高，一般老百姓买不到，投资地产的公司也有危险。过去两三年我们买入的项目较少。香港地价高，已看到不健康的趋势……内地的地价也飞涨，我们也无法成功投得土地。若地产业务继续艰难地经营，高价投地而亏本，就是对不起股东。我们是一家小心经营的公司，长实今天的负债比例是4%，和黄是21%，还有在加拿大的Husky，负债比例只有12%，以这么大规模的公司而言，属于低的比例。这是我做生意的原则，对于债务和贷款问题，非常小心处理，如履薄冰。我从1950年开始做生意，到今天已经六十多年，经历过不少风风雨雨，也一路走过来。我一生的原则是不会去赚最后一个铜板，就是最后那分钱，要很小心。”
江绍唐道：“关于包括李家在内的几大富豪家族，香港有个流行的说法叫“地产霸权”，你认为是吗？”
李嘉诚微笑的说道：“地产霸权实在是一个笑话。我们是国际综合企业，地产只是其中一类业务，别人借地产攻击我们，但我们买（土地）少了，大家高兴才对！大家都知道香港地产市场一直由政府政策主导，不论从土地供应到投地条件的设计、房地产税务政策等等，并非地产商决定，因此“地产霸权”并非属于地产商。希望跟别人一样，生活在一个公平公正的环境！”
江绍唐道：“以前你在香港一直备受尊敬，被誉为“超人”，但现在被抨击为魔鬼、万恶的资本家，说你垄断了香港经济。在你看来，香港人对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
李嘉诚点头的说道：“树大招风是盛名的代价。以后你也会遇到我现在的窘境，这很正常！贫富悬殊是世界大趋势，普罗大众面对的环境越来越艰难。以现今很多已发展或发展中国家城市同样面对的贫富悬殊情况来看，在一个地方投资所占比重越大，被抨击的机会便越高。我们因为在香港投资较大，引来抨击。二三十年前我已预见香港这个情况，不是我聪明，而是香港只有700万人口，我做这么多生意……有一次记者招待会，有记者问我会否“撤资”，问我为什么不多在香港投资经营零售事业，我说，以零售业来说，集团在香港零售店铺有682间，全球共有12000间，就算在香港只增加10%店铺，香港可以容纳吗？香港毕竟只是一个城市，香港市场已无法容纳更多，因此，集团多年来已尽量控制。30年前，集团的香港员工有三万多，外国的则只有一半；现在全球二十六万多名员工，香港仍维持三万多，相差7倍。其实不是我们撤资，而是我们壮大了，1979年我收购和记黄埔之前，它在香港以外的地方是零投资。因为知道这个情况（香港市场有限），我不断到外国投资，今天证明我的做法是对的，如果集中在香港投资，根本是蠢事！和黄的香港业务占全球投资比例约15%，长实在香港的投资占全球的约三分之一，如果地产做得少一点，比例会更小。其实集团在外国赚取的盈利亦会惠及香港股东，在时机适合之下将某些资产上市或出售，所得利润将令股东受惠。”
江绍唐道：“你说普罗大众的日子越来越难，以前你也曾经说过企业家最大的挑战是帮助建立社会。企业家要如何帮助社会？”
李嘉诚道：“你要明白，全世界都有这个现象（贫富分化），并非香港独有，内地也有。与10年前相比，欧美大众今日的收入和购买能力，原则上也没有太大的改善。企业家的挑战是帮助建立社会，这需要国家和人民一起尽心尽力地去做。我认为提供免费午餐难以解决贫富悬殊问题，救命不救穷，给他们黄金不如教会他们如何挖取提炼黄金，唯有为年青一代提供良好的教育，提高普罗大众的就业条件和机会，脱离跨代贫穷。多年来我不止一次表示不介意政府合理地增加商业税，以支持长远的发展。”
江绍唐赞许的说道：“香港社会近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比如仇富情绪增加等等。你怎么看待香港的未来？香港要如何面对这些变化？”
李嘉诚道：“香港有其弱势：缺乏天然资源，90%以上的工业北移内地，贫富悬殊情况更难改变。如果政府没有前瞻政策，以为解决现在就是解决未来，这是非常狭窄的想法。政府需要考虑如何投资未来，如果不为年轻人提供更好的就业机会，贫富悬殊与社会情绪恶化只会持续下去。福利化社会是否适用香港？关键是我们要有选择，要大家扶贫，也要自愿，只能引导。我相信，香港人一向热心于慈善，乐意助人，对我来说，帮助低收入人士是义不容辞的事，但如果政府政策错误，不能解决社会缺乏上进机会的问题，只向有能力的人开刀，这是错误的。香港人都想创富，政府的角色应该要令人人有创富的机会，而不是等待“打救”。这就要维持良好的法治制度，政府不能选择性地行使权力。香港拥有不少有竞争力的核心价值：自由开放的市场，重视法治和原则。这些“社会作系统”来之不易，需要时间孕育，但如果管治失当，也可以一夜之间荡然无存。”
江绍唐问道：“你是否会离开香港？”
李嘉诚道：“我深爱自己的国家和民族，家在香港。对我来说，长和系的基地在香港，我绝不会迁册。作为负责任的国际企业主持人，经营业务不能铤而走险，一切必须以股东利益为大前提。我每天都会检讨集团的投资和营运策略，生意规模大小会随着业务所在地区或国家的政治和经济状况而作出决定。香港很难再扩展，所以我才会出售百佳超市给你！但是我卖了百佳超市，不等于我离开香港！在香港坚持不迁册，但希望跟别人一样，生活在一个公平公正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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