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小说盛世(1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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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小说盛世

来到这个时代好多天了,王文龙发现自己虽然有许多古代历史知识甚至知道一些科技发展史,但是到了这个时代却依旧有些手足无措。

要去搞科技发明改变世界说起来简单,但一来没有本钱,二来许多技术只知道个大概。

他当然知道蒸汽机的原理,但从来没有亲眼见过,王文龙觉得自己想要真正造出一个商业化的蒸汽机还不知要多少的实验,光是烧钱就烧不起。

其他的科技发明也都概莫如是。

要去考科举当官改变时局也是希望渺茫。

古代的科举虽然只考那几本书,可是王文龙是读过古代八股文的,知道那么多读书人寒窗苦读早就把科举这一条路卷到不行。

别看不起秀才。

一个县每年只有十几人考上秀才,相当于前世每个县的高考只选前十几名,王文龙不觉得自己能够天资聪慧到二十多岁开始学写八股文还能超过多年寒窗研究此道的读书人。

要那么简单就能考秀才,相当于秀才学历的监生也不至于值二百两多银子了。

连秀才都考不上,想要一步步考举人进士爬上去,甚至是当官改变时代,成功的概率无限接近于零。

至于从军……王文龙想想都只能苦笑。

他只是一个普通的后世青年,虽然因为营养条件比此时人好,所以个子高大一些,但是他可不相信就凭自己的身体优势加上一点对历史的了解就能够到战场上所向披靡。

如果他现在去从军多半就是被分配到沿海或者朝鲜去打倭寇,或是到贵州去打杨应龙,无论选哪一条路,几万大军之中死了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王文龙承认自己不是一个多么高尚的人,他当然有朴素的民族情感,可是如果这件事情太难以完成,他也不舍得拼上自己的性命去争取一个几乎接近于零的机会。

王文龙知道自己现在最需要的就是先挣钱,改变自己的处境。

他分析了自己的能力,除了熟悉历史之外,就是看过大量的古代文学作品,另外笔头功夫也相当不错。

这样想来也就是抄书的路最适合他了。

如此一想,此时他身处的万历年间也正是写小说的最好年代。

明朝的中早期对于小说杂文限制是相当严厉的,朱元璋时期就规定唱戏只能唱神仙、义夫节妇、孝子贤孙等剧情,所谓亵渎帝王圣贤的剧本小说全部被禁止。

这样一来《三国》、《水浒》这些小说一个也逃不掉。

到了永乐年间,禁令还加强了,“但有亵渎帝王圣贤之词曲、驾头、杂剧,非律所该载者,敢有收藏、传诵、印卖,一时拿送法司究治。”

“但这等词曲,出榜后,限他五日,都要干净将赴官烧毁了,敢有收藏的,全家杀了。”

所以像许多穿越小说中穿越到明代中早期还敢抄小说卖钱的基本上都是作者臆想,第一次大规模刊刻《三国》要等到嘉靖年间,而且还是司礼监经场率先公开刊刻之后民间才敢接着刻起来,而且还要写明是“司礼监经场本”来推却政治责任。

在这之前的将近两百年时间里《三国》《水浒》这些明代初年的小说基本都是以手抄本的形式在流传。

到了此时的万历后期,嘉靖朝的文学松绑后又发展了几十年,明代早期的小说禁令才已经基本上被废除。

印刷技术的发展也使得印书成本降低,普通百姓也买得起书,百姓看不懂夫子文章,但是对小说的需求正在急速扩大。

市面上已经出现了书坊主若要“售多而利速”,那么“卖古书不如卖时文,卖时文不如卖小说”的局面。

对于抄书,王文龙没有什么心理负担,他上辈子就是从一无所有混过来的,在他的理念里为了生存什么事情都能做,要没有这样的想法他上辈子只怕早就饿死了。

看着自己写在草稿纸上的书名,王文龙开始想自己要抄哪本书。

这几天的时间王文龙也到市面上看了一些这时流行的小说,对照自己记忆中的中国文学史,王文龙很快弄清了此时在文学史中的年代。

这年代的小说发展阶段还相当早期,小说内容非常粗糙。

现在市面上流行的小说按大概的区分可以分为文言和通俗两种。

两者的主要差别就是所用的语言。

文言小说用文言文写成,取法《酉阳杂俎》、《世说新语》等古人的笔记体文学,读者是稍有古文功底的士人阶级,比较高级。

而通俗小说则用此时的白话文写成,如《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等等,格调低一些,但是贩夫走卒都能读懂,销量是文言小说的好几倍。

王文龙思索一阵,先把文言小说《聊斋志异》给划掉了。

文言小说当然可以抄,现成的就有《聊斋志异》和《子不语》、《阅微草堂笔记》三本书,这几本书的水平都非常高,写出来必然大火,可问题也正是三本书的文言功底太高了,王文龙怕贸然抄出来万一火了自己得了个名士的名声,以后跟别人对话说不定就要露馅。

能够写出闻言小说的人,文才考个科举实在太正常不过,说不定哪个官员看中了他的文才就要提拔他入场科举,到时候面对卷子一问三不知,那可真要出大问题。

想要抄文言小说也行,但起码要等到他立下了名士的人设,没有人再会拿文才来诘问他之后才可以抄出来。

决定了要抄通俗小说,王文龙便把目光看向了另外几个书名,

王文龙知道明清古典小说的四大类型是讲史演义、公案传奇、神魔小说和人情小说,思索一阵纸上又添了《隋唐演义》《说岳全传》《济公传》《东游记》等几个名字。

王文龙记得明代的小说创作复兴就是从讲史演义开始的,到嘉靖、隆庆朝为止,明代小说家已经将中国历史上分裂的朝代全部写遍了,甚至连《戚南塘剿平倭寇志传》《皇明开国英烈传》这些本朝的故事都写出来凑数。

明年征播州杨应龙之战结束之后马上就会有人跟上写作,不到两年《征播奏捷传通俗演义》也接着上市。

这就表明此时讲史演义的市场实在太卷了。

一番思索,他把讲史演义的《隋唐演义》和《说岳全传》给排除。

此时同类型小说至少有几十本,哪怕他多写了一本流到市场上也不会有什么太大反应。

至于公案小说——包公的故事此时人非常喜欢听,从嘉靖年间到现在已经编了几十本《包公案》了,写无可写,甚至有书坊主把本朝的判案卷宗整理之后直接勘印来凑数。

王文龙知道哪怕自己再写《狄公案》《海公案》也只是给已经火热的公案小说市场再添一把柴火而已,多半还是无法造成轰动。

再看到神魔小说一类,王文龙思索一番,也同样划掉。

此时《封神演义》已经成书,之后的古典神魔小说水平普遍太差,《济公传》和《东游记》这些相比之下的佳作也根本达到不了《封神》和《西游》的高度,写出来或许能够刊印,但多半挣不到大名。

一通删改,最终王文龙的稿纸上只剩下了人情小说这一个类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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