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伏睹皇帝陛下绍履尊极，方逾数月，临朝神圣，祖宗法度俱全；太皇太后、皇太后勤劳庶政，保佑圣躬，德泽流行，已及天下。
臣远从外服，召至左右，窃思人君即位之初，宜讲求修德为治之要，以正其始。然后日就月將，学有缉熙于光明，新而又新，以至於大治。是用罄竭愚诚，考论圣道，概举十事，仰赞聪明。
一曰畏天，二曰爱民，三曰修身，四曰讲学，五曰任贤，六曰纳諫，七曰薄敛，八曰省刑，九曰去奢，十曰无逸。
皆随事解释，粗成条贯，不为繁辞，以便观览。伏望两宫慈圣、皇帝陛下留神幸察，如言有可采，即乞置之御座，朝夕顾省，庶於圣德少助万一。
其畏天曰：
书曰：皇天无亲，惟德是辅。
又曰：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
盖天虽高远，日监在下，人君动息，天必应之。若修己以德，待人以诚，谦逊静慤，慈孝忠厚，则天必降福，享国永年，灾害不生，祸乱不作。
若慢神虐民，不畏天命，则或迟或速，殃咎必至。
自古禹、汤、文、武以畏天而兴，桀、紂、幽、厉以慢神而亡，如影隨行，罔有差忒。
然自两汉以来，言天道者多为曲说，附会世事，间有天地变异，日月灾眚，时君方恐惧修省，欲侧身修道，而左右之臣乃引经据传，或指外事为致灾之由，或陈虚文为消变之术，使主意怠於应天，此不忠之甚者也。
诗曰：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时保之。
然则有天下者，固当飭己正事，不敢戏豫，使一言一行，皆合天心，然后社稷民人可得而保也。
天人之际，焉可忽哉？
其爱民曰：恤我则后，虐我则讎。人君既即尊位，则为民之父母，万方百姓，皆为己子。
父固不可以不爱子，君固不可以不爱民。
若布德施恩，从民所欲，则民必欣戴不已。欣戴不已，则天降之福。
若取民之財，不忧其困，用民之力，不恤其劳，好战不休，烦刑以逞，则民必怨叛。怨叛不已，则国从而危。
故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宁。
然自古人君临朝听政，皆以赤子为忧，一旦用兵，则不复以生灵为念。
此盖献策之臣，设奸言以导上意，以开边拓境为大功，以暂劳永逸为至计，此世主所以甘心而不寤也。
夫用兵不息，少壮从军旅，老弱疲转饷，伏尸流血，而胜负得失犹未可知也。
民劳则国先敝，夫何以为功？
兵兴则朝廷多事，亦不得而安逸也。故凡献用兵之策者，欲生事以希宠，罔上而营私耳，岂国家之利哉？
其修身曰：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夫欲家齐国治而天下化，莫若修身。修身之道，以正心诚意为本。
其心正，则小大臣庶，罔敢不正。其意诚，则天地神明，皆可感动。
不诚则民不信，不正则令不行。况人君一言一动，史官必书。
若身有失德，不惟民受其害，载之史策，將为万代讥笑。
故当夙兴夜寐，以自修为念。以义制事，以礼制心，虽小善不可不行，虽小恶不可不去。
然人君进德修业，实繁乎左右前后。夫习与正人居，不能无正，犹生长於齐，不能不齐言也。习与不正人居，不能无不正，犹生长於楚，不能不楚言也。
故曰：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諛，厥后自圣。
其讲学曰：王者继祖宗之业，居亿兆之上，礼乐征伐之所自出，四方万里之所视效。智足以穷天下之理，则谗说不能惑；德足以服天下之心，则政令无不行。
自非隆儒亲学，何以臻兹？然天子之学，与凡庶不同。
夫分文析字，考治章句，此世之儒者以希禄利，取科级耳！非人主之所当学也。人主之所当学者，观古圣人之所用心，论历代帝王所以兴亡治乱之跡，求立政之要，讲爱民利物之术，自然日就月將，德及天下。
书曰：王，人求多闻，时惟建事。又曰：念终始典于学，厥德修，罔觉。
故傅说之告高宗者，修德立事而已。至汉之晁错，以为人主不可不学术数。错之意，欲人主用机权巧譎，以参制羣下。而景帝用之，数年之间，汉罹七国之祸，而错受东市之诛。盖其所主者，不出於诚信而已。由是观之，择术不可不谨也。
其任贤曰：
昔成王初亲政，召康公作卷阿之诗以戒之，言求贤用吉士。盖为治之要，在乎任贤使能。能者不必贤，故可使；贤者必有德，故可尊。小贤可任以长民，大贤可与之谋国。
若夫言必顾国家之利而行足以服众人之心，夷险一节而终始可任者，非大贤则不能也。
人君虽有好贤之心而贤人犹或难进者，盖君子志在於道，小人志在於利。志在於道，则不为苟合；志在於利，则惟求苟得。忠言正论，多咈於上意；而佞辞邪说，专媚於君心。
故君子常难进，小人常易入，不可不察也。自古虽无道之君，莫不欲治而恶乱，然而治君少而乱国多者，其所谓忠者不忠，而所谓贤者不贤也。书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诸道；有言逊于汝志，必求诸非道。
人主诚存此心以观臣下之情，则贤不肖可得而知矣。
其纳谏曰：
昔书称成汤之德曰：从谏弗咈，改过不吝。
汤，圣君也。
不曰无过而曰改过者，言能舍己而从諫，则不害其为圣也。
及纣为天子，强足以拒谏，智足以饰非。纣非无才智也，然身灭国亡而天下之恶皆归之者，言其复谏自用，才智適足为害也。前代帝王无不以纳谏而兴，拒谏而亡，著在史册，一一可考。
盖贵为天子，富有四海，贵则骄心易生，富则侈心易动，一日万机，则不能无失，固当开道而求諫，和颜而受之。
其言可用，则用其言而显其身；言不可用，则恕其罪以来谏者。夫纳忠好谏之臣，初若逆耳可恶，然其意在於爱君而忧国；諂佞阿諛之士，始若顺意可喜，然其情止於媚上而徼宠。人君诚能察此，则事无过举，身享美名。
故曰：木从绳则正，后从谏则圣。
其薄敛曰：
古人有言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
人君恭俭节用，取於民有制，则民力宽裕，衣食滋殖，自然乐输租赋，以给公上。
若暴征峻敛，侵夺民利，物力已屈，而驱以刑辟，势必流转沟壑，散为盗贼。为人上者，將何利於此哉？故善言治道者，尤恶聚敛之臣。
曰：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
前代帝王或耽于声色，或盘于游畋，或好治宫室，或快心攻战，於是小人乘间而肆其邪谋，为之敛財以佐其横费。世主不悟，以为有利於国，而不知其终为害也。
赏其纳忠於君，而不知其大不忠也；嘉其以身当怨，而不知其怨归於上也。昔鹿臺之財，鉅桥之粟，商纣聚之以丧国，周武散之以得民。
由是观之，人主之所当务者，仁义而已，何必曰利！其省刑曰：夫临下以简，御众以宽，百王不易之道也。
昔汉高祖去秦苛暴，约法三章，以顺民心，遂定王业。孝文循之以清静，而几致刑措。然则为治之要，果在於省刑，而不在於烦刑也。
况人主之於刑狱，其势不能亲临，则必委之於臣下。故峻推鞫，则权在於狱吏；广侦伺，则权在於小人；肆刑戮，则权在於强臣；通请謁，则权在於近习。
自古奸臣將欲诛锄善人，自专威柄，必数起大狱，以摇人心。
何则？
狱犴之间，其情难知，锻链周內，一繫於吏。及夫奏成狱具，则虽有冤抑，人主何从而察哉？然则欲姦雄不得肆其威，善良有以安其性，莫若省刑而已。
自三代以还，有天下者数十姓，惟宋受命逮今一百二十有六年，中原无事，不见兵革。稽其德政所以特异前世者，直以诛戮之刑，內不施於骨肉，外不及於士大夫，至於下民之罪，一决於廷尉之平，而上自天子，下至於有司，不復措意轻重於其间。
故能以好生之德，感召和气，而致无穷之福。祖宗所以消恶运、遏乱原者，呜呼，远哉！虽甚盛德，无以加矣！
其去奢曰：昔夏禹克勤于邦，克俭于家，而为三王祖。汉文帝即位，宫室、苑囿，车骑、服御，无所增益，而天下断狱四百，几致刑措。然则勤俭者，固帝王之高致也。况以天子之尊，富有天下，凡四方百物所以奉养於上者，盖亦备矣。
然而享国之日寖久，耳目之所御者习以为常，入无法家舱士，出无敌国外患，则不期於侈而侈心自生，佞諛之臣又从而导之，於是穷奢极侈，无不为已。
是以先王制法，作奇伎淫巧以荡上心者，杀无赦。
夫竭天下百姓所以相生相养之具，而以供人主无穷之欲，致人主於丧德损寿之地，而以邀己一时之荣，虽诛戮而不赦，固未足以当其罪也。
昔纣为象箸而箕子谏，夫以天子而用象箸，未为过侈也，然箕子以为象箸不已，必金为之，金又不已，必玉为之。
故箕子之言，所以防微而杜渐也。
至汉公孙弘相武帝，以为人主病不广大，人臣病不节俭。
当是时，帝方外伐四夷，內治宫室，为千门万户，由是天下户口减半，盗贼蜂起，而弘犹病其不广大，何其不忠之甚哉！故人主诚能不以箕子之言为太过，而察见公孙弘之大佞，则夏禹、汉文之德，不难及已。
其无逸曰：昔周公作无逸之篇，以戒成王，其略曰：昔商王中宗，治民祗惧，享国七十有五年。其在高宗，不敢荒寧，享国五十有九年。厥后立王，生则逸，不闻小人之劳，惟耽乐之从。自时厥后，亦罔或克寿，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
呜呼！非爱君忧国之深，其言何以至此？
又曰：继自今嗣王，无淫于观，于逸，于游，于田！无若商王受之迷乱，沈于酒德哉！小人怨汝詈汝，则皇自敬德。乱罚无罪，杀无辜，怨有同，是丛于厥身。
盖人君初务纵逸，小人必怨而大臣必諫，至乎淫刑乱罚，以杜言者之口，然后流连忘反，不闻其过而终至于灭亡。故曰无逸之书，后王之元龟也。
唐明皇初即位，宋璟为相，手写无逸图设于帝座，明皇勤于政事，遂至开元之治。其后宋璟死，所献图亦敝而撤去，明皇遂怠於政，亲见天宝之乱。
由是观之，靡不有初，鲜克有终。
人君诚能谨终如始，不敢逸豫，则德有尧舜之名，体有乔松之寿，岂不美哉！又臣闻孟子曰：我非尧舜之道不敢陈於王前。
今朝廷始初清明，臣虽学术褊浅，惟是前代圣帝明王所以政治之跡，可以为法，与夫暴君暗主所以兆乱之道，可以为戒者，乃敢告於左右。古人有言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
夙夜以思，去其不如舜者，就其如舜者，是亦舜而已矣。
惟两宫慈圣、皇帝陛下加意无忽，则社稷幸甚！天下幸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