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州陈襄有个弟弟，叫陈章，绍圣中曾以左朝议大夫知临邛，为官所到之处，“茂著廉明，士民皆服”。这几天，从知州陈襄那里得知陈章生了个儿子，作为其哥哥的同事兼搭档，苏轼还是作诗予以庆贺。
过了些时，苏轼还在新城县（今富阳新登镇）会晤了晁补之，两人唱和了诗词。
吴兴县词人张先（字子野），此人善作慢词，与柳永齐名，造语工巧，曾因三处善用“影”字，世称张三影。苏轼任杭州通判时，老张已经八十五岁了，不仅家中蓄有声妓，还传出消息他欲买妾。
于是，苏轼赠其诗云：诗人老去莺莺在，公子归来燕燕忙。
张先这个人，提到他总让人一下子就会联想起白居易，一是两人都较为长寿，二是都在年迈之际蓄有妓妾。这两个人中，白居易是苏轼的偶像，而张先则是苏轼的诗友兼知己。面对苏轼的调侃，老张倒也不恼，还煞有介事地和了苏轼的诗：愁似鳏鱼知夜永，懒同蝴蝶为春忙。
张先的这两句毫无虚伪做作的性情之语，竟被苏轼所由衷地激赏。
十月间，杭州一所寺院里的牡丹开了数朵，爱好牡丹的陈襄兴余做了四首小诗，苏轼煞有介事地唱和了七绝四首。
要说诗词唱和，这也是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了，不平常之处在于，苏轼的和诗里又有几处被指摘为讥讽朝廷的词句。比如“化工只欲呈新巧，不放闲花得少休。”被指为讥讽当时的执政大臣，以比化工但欲出新意擘画，令小民不得暂闲也。
“直教霜卉放春妍”这种做法，苏轼也认为是不合时宜的。也就是说，这种做法完全是违背了自然规律的，是注定失败的。还有词句用“雪霜羞”反衬牡丹盛极一时，然而，这只不过是造物主意欲“呈新巧”的做法而已，言下之意，改革无非是为了哗从取宠，想弄点新花样而已。毕竟，这初冬的牡丹花不是正常开放的，已经是违背了自然的规律。
当然，苏轼这里表面是说花，实际上是隐喻王安石的变法。只是，诗中委婉地告诉了大家，新法是一件让春花冬放的荒唐事，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
这几天，天竺灵山寺里给苏轼捎信过来，海月禅师圆寂了。
其实，在海月禅师卧病在床之际，就已派人到山下来请苏轼上山，但苏轼正值公务繁忙，抽不出时间前往。当时海月禅师曾留下遗言，一定要等到苏轼上山后，自己的遗体才能下葬。一方面是出家之人对于苏轼这样的官家身份极为看重，另一方面更是对苏轼真心的推崇与无与伦比的友情。
在苏轼毕生交往的僧人中，海月禅师惠辨是一位能超脱于凡俗之间的高僧。我们前面提到过，作为都僧正的惠辨，就是处理一些寺院里的财务、案件、文书以及迎来送往等事的僧人，类似于今天的寺院办公室主任，说白了，就是在和尚中的情商较高者。
惠辨原是杭州天竺灵山寺明智大师祖韶的两个弟子之一，另一为辩才禅师元净。听说海月禅师惠辨事先毫无征兆，早晨起来从容地洗漱之后，还一一拜谢了众僧，然后就趺坐而寂。
惠辨的故去，令苏轼非常难过，想起了二人曾经在一起相对而坐的时光，“今夜生公讲堂月，满庭依旧冷如霜。”同时，苏轼再遇到诸多因难解问题而烦恼之时，“欲访浮云起灭因，无缘却见梦中身。”再也不能去寺院里拜访海月禅师，再也不能在淡然对坐中，随便听上海月禅师的几句话，使心中的郁结顷刻间烟消云散了。
办完了海月禅师的后事，苏轼在西湖周边游览之时，从一位砍柴的樵夫手里收到一幅《春山》横轴，画很有格调，画上的题诗更是超凡脱俗。
当时，苏轼感到很奇怪，到底是何人所作，况且一位素不相识之人为何要送给自己这样的画作。于是，苏轼便四处向西湖边上的高僧们打听，作画者到底是何人？结果，有僧人看到画作后认出是李颀秀才所作。
等苏轼见到了此人，才发现两人脾气相投、相谈甚欢。李颀，字粹老，少年进士，曾经被朝廷授予过官职，但他毫不吝惜地放弃了。弃官之后，李秀才成为了一名修道之人，常遍历湖、湘之间，晚年非常喜爱吴中的山水，便隐居于的大涤洞天。此人不仅擅长丹青，间或还作一些小诗。
就在李秀才往来苕水之上期间，一旦遇到名人胜士，必会与之交游周旋。在得知杭州通判苏轼是一位名士后，就以幅绢作《春山》图横轴一幅，并题诗其后，也不署名，交给一位樵夫，并附上百余钱，嘱咐其随身带上此画，一旦遇到苏轼本人，就转交给苏轼。樵夫也不知这位道人的身份，只能照办，于是就将画作交到了苏轼的手中。
苏轼对此事愈加惊奇，面对李秀才这样的一位奇人，待重新展开画作仔细端详时，李颀画与诗的高雅格调，竟使得苏轼发出了“诗句对君难出手，云泉劝我早抽身。”这样的感叹！他还认为，李秀才的画能够“尽物之变，秀润简远，不能为人特作，为世间所绝少。”
就在苏轼对李秀才的画作赞叹有加之时，转运司下达了指示，要求苏轼带队前往常、润、苏、秀等州县赈济饥民，钱塘县令周邠与柳子玉作为随行。
一行人雪后到达临平，苏轼同柳子玉一起在一僧舍里拜访了知州陈襄的朋友陈烈，傍晚到了秀水县西北十五里的永乐乡本觉寺，在本觉寺苏轼一行又看望慰问了乡僧文及，其时文及正在病中，于公于私，看望体恤一下文及这样的弱势群体，也是苏轼此行的正式内容。
在秀州（今嘉兴与松江一带），钱顗（音易）（字安道）给苏轼送来了建茶。
钱安道这个人，也是因为攻击过王安石而被贬谪的官员，也许是物以类聚的缘故，苏轼与他相见后，格外觉得有说不完的话。而老钱送给苏轼的建茶，也必定是经过精挑细选的用心之物。
建茶因产于福建建溪流域而得名，此茶以宋代建州建安县（今建瓯）的北苑凤凰山一带为主体的产茶区，其代表的北苑贡茶闻名于世，是中国御贡史最长的茶。可以说，建瓯茶事，在漫长的茶史上，留下了令人惊奇的熠熠光芒。归结起来，建茶有以下“六绝”：一是建溪官茶天下绝；二是建安斗茶天下绝；三是建盏茶具天下绝；四是凤山茶神天下绝；五是建瓯茶业天下绝；六是北苑茶文天下绝。
喝了老钱的建茶，然后就少不了与钱安道唱和两首。我们发现，一旦苏轼遇到情投意合之人，在作诗时就不免把持不住，常常将自己的内心知无不言、倾囊而出。这一次与钱安道的和诗也不例外，“草茶无赖空有名，高者妖邪次顽懭。”，“收藏爱惜待佳客，不敢包裹钻权幸。”等句被指为借此讥讽当世变法集团中某些所谓的“小人”。
在接待苏轼一行的筵席上，“如今且作华阳服，醉唱侬家七返丹。”，老钱令歌姬们身穿道服，为苏轼醉唱《七返丹》来助兴。“七返丹”是传说中的一种丹药，有增功保健的功效。传说“七返丹”功参造化，练气之士，得此一粒，可抵二十年勤修之功，即普通人服之，亦可明目轻身，得享遐龄。对于少年时期就从学于道士的苏轼来说，这种接待方式是在合适不过了，可见老钱人家也是在事先下足了一番功夫的。
到了苏州，在苏轼的主持之下，原籍成都府的通长老被请出来作为苏州报恩寺的主持。
这位通长老出身于成都府的仕宦之家，在西蜀原是名门望族。他早年就精研《诗经》、《三礼》，幼年就胸怀大志，有着高远之心。壮年时，本来仕途将成，却又抛弃了官职，从儒者变身为佛徒，但后来却从未抛下对儒学的研习。
让这样一位有着儒学基础的佛徒出任报恩寺的主持，在此地振响法铃，教化一方民众，实在是实至名归。苏轼此行，本来是要赈济饥民的，但从当代鲁迅先生的作品里，我们知道了民众的心理饥渴也是要好好地赈济一下的。
在苏州，得知苏轼前来，知州王诲（字规父）便取出仁宗皇帝赐予其父的所作飞白书，想让苏轼做一篇记文。这篇飞白书是庆历年间仁宗皇帝赐给王父王举正的两个飞白大字“端敏”，王知州想让苏轼写篇记文连带这两个大字刻成石碑流传后世的。
在苏轼看来，仁宗一朝上天下民融洽合一，天子臣僚欢畅舒心，仁宗本人更是敦厚质朴，恭谨有礼，被世人称为仁厚长者。同时代被仁宗擢拔的士大夫，成就都早已光辉四射了。因此，带着对仁宗皇帝的深厚崇敬之情，苏轼为王诲写下了一篇记文。
在苏州，苏轼还拜会了当地有名的诗人方惟深。
方惟深，字子通，莆田城厢后埭人，幼随父亲，居住长洲（今江苏苏州）。此人早年便通经学，尤工于诗，为乡贡第一，后举进士不第，即弃去，与弟躬耕于乡土。
方惟晚岁深隐于吴地，以其诗名行于世，其诗格调之高直追晚唐诸人。
但是，老方却不喜欢苏轼的诗，认为苏轼的诗大多“淫言亵语，使驴儿马子决骤”，这在历朝历代苏轼的粉丝圈里，是完全不可想象的。
看来，古往今来不管什么人都是难以让所有人都喜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