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和县的汤村，就是今天的杭州市余杭乔司。
北宋时，汤村（乔司）的食盐生产已具相当规模，外运靠牛车马车运输已不能满足，朝廷决定改为水运，从汤村（乔司）开凿一条河直达大运河，专门用来运送食盐。熙宁五年（1072）十月，身为杭州通判的苏轼就承担了这里的督开汤村运盐河的任务。
在汤村督役的过程中，苏轼发现当地提举盐事的官员为了开挖这条河，竟然强行差遣当地的千余民夫于雨中不间断地劳作。这种工程本来就不是民事，偏偏要差遣民夫，加上秋收还未忙完，于此时服役就不免要耽误农事。况且河道里还有绵延数里的流沙，开挖起来效果极差，虽然苏轼百般建议，但是却无法阻止此事。
骑着马到现场去督役的苏轼，看到民夫们就像鸭与猪一般泡在泥水里劳作不止，自己连下马的一片干地也找不到。一方面苏轼感叹朝廷开挖运盐河的失当，另一方面又对此役妨碍了农事而感到揪心。
此时的苏轼，面对眼前的一切，无疑是怀疑人生的。他在诗中倾诉道，“居官不任事，萧散羡长卿。胡不归去来，滞留愧渊明。盐事星火急，谁能恤农耕”，意思是说，如今的自己真心地羡慕居官而不任事的司马长卿，又因不早早地弃官归田而愧对自己的偶像陶渊明。面对此情此景，苏东坡肯定心情很沉重，但官不由身，他能怎样
当然，这首诗日后也成了“乌台诗案”的线索之一。
奉行办实事的苏东坡，为了“督役”运盐河工程，就近找个地方过夜，遂夜宿水陆寺。这样就免得他杭州城里与汤村（乔司）两头跑，把功夫都耽误在路上。水陆寺是离汤村（乔司）比较近又合适夜宿的地方，直到今天，杭州仍然有一条巷叫水陆寺巷，巷名因寺名而起，今天的水陆寺巷东起东清巷，西至新华路南段。
在盐官县督挖运盐河的间隙，苏轼偷闲游览了盐官县（今海宁市盐官镇）南边庆善寺的千佛阁与县治西北的安国寺悟空禅师塔，观看了悟空禅师塔前的古桧树。这棵桧树乃唐时所植，枝干粗壮，颇有灵性，后世的宋徽宗曾下诏欲取之，当地官员只得以船泛海，将故桧树送往汴京，结果连人带树均葬身大海，验证了此树已有灵性的事实。
苏轼还见到了当地寺僧饲养了二十余年的一只白鸡，白鸡这种家禽对于修道学佛之人来说，居住在山间最合适喂养，据传可以辟邪。而苏轼见到的这只白鸡，时常还会卧于寺僧的座旁听经，似乎也具有了一定的修行。
十月初十，杭州的士子中有九人被选往参加礼部的会试，知州陈襄在中和堂举行宴会为他们饯行。在宴席中，陈知州勉励大家要像江河那样，为了目标而一去不返，还要像松柏那样不因季节的变化而改变志节。陈襄与诸位士子都先后赋诗并结集，苏轼在诗集前还作了序。
熙宁五年冬至这天，苏轼独自来到了吉祥寺。“何人更似苏夫子，不是花时肯独来”，忧国忧民的苏轼，在新法的推行如火如荼之时，其心情想必不会是愉悦的。
心情极度郁闷之时，苏轼想到了他的家人，虽然父母已逝，但家乡还有他的几位堂哥。于是就给二堂哥苏不疑去了封家信。
信上说，自己上个月已经让驿使往家里捎信，估计是快到了。如今自己在杭州通判任上，时事一天天紧迫，所到之处都是被新法弄得惶惶不安。杭州旧称“乐都”，但现在自己却生活得捉襟见肘、事事寒酸，由于物价奇高，使得自己有限的俸禄平时只能勉强度日。最为致命的是，自己待人接物十分的笨拙，随时都会得罪一些官场上的人，如果年终考察后被淘汰，那将是一件多么狼狈的事情。还说因有公事，自己近期要到湖州去一段时间。
前面我们说了，苏轼在去汤村督役前，曾与孔文仲有过诗词唱和。如今，孔文仲的父亲孔延之（字长源）也因对盐法不满被罢越州任，经过杭州时，苏轼在有美堂设宴接待了老孔。
苏轼此次被派往湖州，是要去协助知州孙觉（字莘老）修筑松江的堤堰。也就是这一次到湖州，苏轼给孙知州的墨妙亭作了记文。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收获，苏轼在孙莘老的府上见到了老孙的女婿——黄庭坚（字鲁直）的诗文，第一次知道了黄庭坚这个人的存在。
“苏门四学士”中这位每晚都要亲自为母亲洗涤夜壶的黄庭坚是孙莘老的女婿，而另一位叫秦观的是孙莘老的学生，所以说，“苏门四学士”中光黄庭坚的老丈人、这位以敢言著称的猛人就贡献出了两位，且还都是当世最顶尖的人物。
苏轼将要动身去湖州时，听说了伯父苏涣的一位同年张瑰（字唐公）之子张轩民，近日要赴省试，若按辈分来讲，苏轼与这位小张还算是世交的小兄弟，因此苏轼特意为他作了送行诗。“洗眼上林看跃马，贺诗先到古宣城。”这里的上林原指上林苑，以言京师，而古宣城是指张瑰以的翰林侍读学士出知过太平州，太平州也即古宣城。
苏轼夜以继日前往湖州的途中，正是王安石集团大力推行新法之时，从苏轼现场所作的《画鱼歌》可以看出，目之所及，到处上演的都是官府扰害百姓的情形。
这里的“画”是个通假字，同“划”字，是当时我国南方特有的用带钩的棒划水取鱼的方法。
按说此时已不是划水取鱼的时候了，况且还都是在渔民的养鱼之处，从养鱼的常理来说，更应该让鱼休养生息，以待来年。但还是有不少人在划水取鱼，弄得蒲草折断，藻荇等水草散乱不堪，看那意思连鳅鲵也不会放过的。这种极端的做法，对养鱼者来说，无异于杀鸡取卵、竭泽而渔。我们可以想象官府的鞭鞑摧逼，也可以想象到渔民无可奈何的哀叹。
苏轼写这样的诗和他保守的政治态度是有关的，《画鱼歌》通过“画鱼”这样一件小事，反映出了官府征敛既繁、刑罚又严、扰害百姓的社会现实，也表现了苏轼作为一名文人对人民苦难的深深的同情。此诗属于即事名篇的新乐府，这一时期苏轼的一些诗歌，已经继承了白居易新乐府的现实主义精神和某些笔法，直接反映了民生疾苦，为老百姓的不公高声呐喊。
熙宁五年腊月间，苏轼抵达湖州。
前同事兼好友、如今的湖州知州孙莘老自然是翘首以待，将苏轼迎入府中，盛情款待之后，孙莘老提出了一个特别的要求。
原来，老孙到任湖州知州后，利用空余时间搜罗了湖州本地前贤流落于各处的诗文遗存，得到了咏赋几百篇，编撰成《吴兴新集》一书。又把荒山野岭上较为清晰但已倾倒残破的石碑，统统集中到自己的墨妙亭中。
这次苏轼来湖州前，老孙的心底已开始盘算，若能让老伙计苏轼给此亭写篇记文，那是再好不过了。说到这，我们不得不佩服人家老孙，眼光确实是独到，以至于这篇记文被流传到了今天，自己的墨妙亭亦被今天的世人所知了。
苏轼在记文中，首先肯定了孙莘老这种虽然知道万事万物必然会消亡，仍尽到自己的努力以至于不存遗憾，仍建造宏伟敞亮的亭子去保存石碑这种行为。然后，就是忍痛将自己珍藏的《羊欣贴》摹本贡献了出来，让老孙也将之刻成石碑立于墨妙亭中。
苏轼早就听说过，吴兴县有一位词人名叫张先（字子野），此人善作慢词，与柳永齐名，造语工巧，曾因三处善用“影”字，世称张三影。他曾任过安陆县的知县，天圣八年进士，官至尚书都官郎中，晚年退居湖杭之间，渔钓自适，曾与梅尧臣、欧阳修等人交游，也是个传奇式的人物。
苏轼先是唱和了老张的旧作《春昼》诗，“蜗壳卜居心自放，蝇头写字眼能明。盛衰阅过君应笑，宠辱年来我亦平。”然后在孙莘老的座上见到了黄庭坚的诗文，不由得拍案惊奇。
孙莘老对苏轼说，黄鲁直这个人，知道的人还很少，还望您今后出去多多宣传一下。
苏轼顿时笑道，小黄这种人，就像是精粹的金玉，不去接近他人而所有人都想去接近他，此人想寂寂无名都不行，又何必我出去颂扬他呢？
在孙莘老的座上，苏轼还见到了他的同年高邮人邵迎（字茂诚），邵迎特意取出自己的诗集呈给苏轼，里面有几百首诗，苏轼看了之后，将近有一个月都不肯释手，因为里面的文思平和清纯而且妙丽，有着晋唐时期的风格。邵迎本人又十分好学，记忆力超群，谦恭简朴且办事干练。遗憾的是身体格外地瘦削，说话尤显中气不足，苏轼很担心他的身体会在处理繁杂的政务时吃不消。
事后证实，苏轼的担心不无道理，邵迎还真的就于次年病故了。但在当时，邵迎取出来他的诗集，是想让苏轼给写一篇序文的。
在孙知州的座上，苏轼还见到了当地贾收（字耘老）秀才的真容，要说起贾收这个人，苏轼是先从他的诗开始知道他的。
嘉佑二年，梅离开京城赴任杭州知州，宋仁宗特意作诗《赐梅挚知杭州》赠别。为表达对天子赐诗的感激，梅挚到杭州后，感念浩荡皇恩，就用纳税人的钱造了座“有美堂”，当时还特意请欧阳修写一篇文章以志纪念。
自从梅挚以圣上的诗“地有吴山美，东南第一州”命名此堂后，后来的文人墨客在此地留题的笔墨甚多，至苏轼出任杭州通判后，命笔吏将上面的题诗全部抄录下来，盖住诗作者的姓名，以此来品评诗作的高下，最终竟得出结论：贾收的诗“吴越不藏千里色，斗牛常占一天寒”居冠。
所以这次到了湖州，贾收秀才才会出现在孙莘老的座上，一是为了一睹贾秀才的尊荣，二来听说贾秀才有一小妾名叫双荷叶，就为这位小妾作一首《忆秦娥》，世人均不晓其意，后世因苏轼的词作，始知词牌《忆秦娥》又名《双荷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