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捷的快船先于桓温顺江而下，由蜀地东出，每在一处码头停靠，总会有人下船高呼：
“伐蜀大捷！安西将军、荆州刺史桓公灭其国，尽吞其地！”
两岸军民，无不举手欢庆，奔走相告。
桓温伐蜀功成的消息，得以迅速传遍荆、扬二地。
而朝堂上的氛围与民间形成了鲜明对比，可谓是愁云惨淡。
当初以桓温镇守荆州，是想要他守卫国之西门，可没想过桓温会主动出击，进攻成汉。
此前，为桓温加督六州军事，说是六州，但其余司、益、雍、宁都是侨置，不过是在荆州分出一郡，作为名义上的一州之地，而梁州也只剩了四郡。
如今成汉灭亡，桓温不仅坐拥益州实地，失陷的梁州四郡宛然而归，同样，此前被成汉占据的宁州十二郡，包括云南郡在内，也随之归附。
如今桓温不仅坐拥当年蜀汉全境，更是据有荆州，比之蜀汉昭烈皇帝极盛之势，犹有过之，东晋朝廷偏安江东，又怎能不为之震恐。
事情发展太过出人意料，满朝文武，除了刘惔，谁又能想到桓温凭着区区一万人马，竟然能够灭亡成汉。
如今再想使绊子，拖后腿，已经晚了。
不久，桓温的奏表送抵江东，在外诸将请功之外，桓温请移司马勋，以江夏相袁乔为梁州刺史。
朝堂诸公哗然，共同辅政的会稽王司马昱与司徒蔡谟本欲准桓温之请，但在廷议上，尚书左丞荀蕤却谏止道：
“桓温如今势大难制，岂可再以袁乔出镇梁州，使其如虎添翼。”
朝廷于是拒绝桓温所请，当桓温得知消息时，恰逢他乘船出川，桓温不慌不忙，再上一表，声称将引荆、益之精兵，入朝谒见天子，面陈袁乔镇守梁州一事之迫切。
司马昱闻讯，悲叹道：
“何相公忠体国，却没有识人之明，不仅错看了桓温之子，将雏凤比作豚犬，更是误信桓温，为朝廷添一祸患。”
司徒蔡谟也是徒呼奈何，以桓温今日之威势，反叛更胜苏峻、庾氏，如今他携灭国之威，逼迫朝廷，公卿们实在不敢与之抗衡，更别提台城中的孤儿寡母。
太后褚蒜子召集重臣，无奈道：
“不如就准了桓公之请，朝廷与西藩也能相安无事。”
这一次，就连此前反对的荀蕤也闭上了嘴，毕竟真要是把桓温引来江东，自己必将步晁错的后尘，以平息桓温的怒火。
随即，朝廷下诏，召梁州刺史司马勋入朝为官，以袁乔继任梁州刺史。
司马勋纵使不愿放弃方面之任，可朝廷已有诏命，而袁乔在汉中虎视眈眈，桓温又在襄阳布置重兵，司马勋万般无奈之下，只得启程离开武当，乘船往建康而去。
此事过后，荆、益、梁、宁、雍、司六州将佐，无不看穿了朝廷的虚实，从此只知有桓公，而不知有朝廷。
对于伐蜀功臣们的奖赏，还需朝臣商议，不可能立即下达，但对于桓温的一些请求，还是立即答允下来，比如以桓熙为蜀郡太守，赐号定远将军，许其开府之权。
当然，桓温逼迫朝廷，也有负面影响，便是建康朝廷从此防备西藩。
会稽王司马昱以扬州刺史殷浩有盛名，引以为心腹，企图重用殷浩以抗衡桓温。
桓温对此倒是不以为意，殷浩此人养望十年，确有施政的才能，但他在军事上的能力极为有限，桓温清楚殷浩成不了气候，也并未将他放在心上。
谢道韫不理朝中纷扰，但她近来心情阴郁。
桓熙在蜀中纳妾的消息已经传扬开来，尤其是他们父子相争，更是被人引为笑谈。
越是才华出众的女子，越是骄傲，谢道韫并非妒妇，可未婚夫在成婚前就与父亲为了一个女子争风吃醋，还是让她感觉到面上无光。
直到桓熙从成都寄来家书，他在信中详细解释此事的缘由，告知谢道韫，自己是如何身不由己，是父亲暗中叮嘱，非逼着自己纳妾，以安李势之心。
而在书信末尾一诗，也让谢道韫动情。
哪怕如今已经是夏秋交替的季节，不再是三月晚春。
谢道韫相信桓熙的解释。
至于所谓父子之间争风吃醋，在她想来，不过是世人诋毁之言。
树大招风，谢道韫还记得桓熙当初说过的，不遭人嫉是庸才，以桓家父子今日的声势，又怎会不招人嫉恨。
她将桓熙的家书小心收好，对谢泉、谢玄等人，笑道：
“不如在庭中栽上一颗红豆树。”
与此同时，被朝廷深深忌惮的桓温，此刻正低声下气的向司马兴男解释父子争妾的传闻。
桓温一个劲地喊冤，声称是常璩自作主张，他自己可是坚决推辞。
司马兴男将信将疑，她道：
“常璩此人，我看着就心生厌恶，不可使他留在幕府，且将他送往建康为官。”
作为桓温的参军，常璩自然是跟随他离开了蜀中。
桓温忙不迭地答应下来，只要能够度过这一关，什么都好说。
当天，桓温便唤来常璩，提出要上表朝廷，放他入朝为官。
常璩作为汉臣之时，就心向晋室，如今得知能够前往自己向往的建康，欣喜不已，他一口应下，于次日乘船东出。
见桓温放逐了常璩，司马兴男这才消了气，又记挂起了远在成都的桓熙，没少拿这事数落桓温。
初秋时节，蜀中传来捷报，桓熙平定叛乱，益州就此安宁，桓温为之大喜，而建康诸公得知消息，如丧考妣。
在伐蜀的始末为世人所知后，桓熙雏凤之名越发响亮。
一个桓温就已经让公卿们头疼，而桓熙之才，只怕不下其父，一想到将来要受制于桓家父子，谁又能够笑得出来。
而与桓家联姻的谢氏，若不是豫州刺史谢尚曾为会稽王友，是司马昱的心腹，只怕朝廷就要出手打击陈郡谢氏，分其权力。
只是等将来谢尚亡故，将由谁来接替其职，还是会有一场风波。
桓熙对于荆、扬纠纷置若罔闻，他在一心治理蜀地。
入蜀之前，袁乔就向桓温指出，益州富饶，诸葛武侯以一州之地，能够抗衡中夏。
而桓熙也曾建议桓温，取蜀中财富，用于北伐。
但在李寿、李势父子多年的竭泽而渔之下，此时的益州，比之蜀汉末年的状况，犹有过之。
蜀汉末年，益州疲敝，在无法增加租税的情况下，只得不断加铸小钱，面值不变，但含铜量却是一降再降。
先主刘备在府库空虚时所铸的直百五铢，其重量从最初的8-9克，到武侯北伐期间的2-3克，而蜀汉晚期更是相继减为1.4克、1克、0.6克，直至亡国前，一枚直百五铢仅为0.4克。
当然，这终究比不过孙权对民众敲骨吸髓的大泉一千、大泉二千、甚至是大泉五千。
所谓大泉一千，仅一枚，虚值就高达一千枚五铢钱，但其实际价值仅为3.2枚五铢钱。
李寿入主益州之后，由于与晋室连年交战，加之其人穷奢极欲，财政无以为继，只能效仿旧制，改铸小钱。
这也造成了如今益州经济上的烂摊子。
现在的益州，所流通的正是李寿在汉兴元年所铸的汉兴钱，其重仅为1克。
虽然汉兴钱开创了年号钱的先河，但随着成汉覆灭，这种钱币自然要退出历史舞台。
东晋的币制同样混乱不堪，早在西晋之时，朝廷就以曹魏旧钱通行，而不另铸新币。
到了东晋，依旧没有统一的币制，各地大行私铸之风，其中尤以王敦麾下参军沈充所铸的沈郎钱最为知名。
但地方私铸货币，标准不一，难免出现以次充好的现象。
如今桓熙治蜀，自然打算另铸新币。
他召集匠人，在成都城外修建造铸币厂，铸造五铢钱。
永和三年（公元347年），九月十四，第一批新钱出炉，桓熙与定西幕府长史郗超一同前往铸币厂视察。
铸币小吏为桓熙奉上一千枚新钱，虽然此前已经称过了重量，但他还是提心吊胆。
桓熙有言在先，每一千文，需重四斤二两，若是出了差错，便要将他治罪。
“府君，这里正是新出炉的一千枚新钱，还请府君细数。”
桓熙闻言颔首，当即让随他前来的小吏上前清点，不久，小吏回禀道：
“府君，正是千枚，不多不少。”
“称重吧。”
桓熙吩咐道。
小吏应诺一声，当即为新钱称重，郗超凑上前去察看，回头笑道:
“主公，确实是四斤二两，分毫不差。”
铸币小吏不禁松了口气，桓熙夸赞道：
“你做得很好，我不会吝惜赏赐。”
小吏大喜，连忙谢恩。
桓熙摸出其中一枚，钱上刻着永和二字，永和既是当今天子的年号，也是新币的名字，即为永和五铢。
自桓熙验收过后，城外的铸币厂日夜赶工。
当永和五铢被大量生产之后，桓熙终于颁布政令，废除成汉旧币汉兴钱，在蜀地专以永和五铢通行。
同时在各县开设兑换处，供民众以旧币的实际价值兑取新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