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 年美国金融危机，资本大鳄将世界经济拖下水。
全球财富一度蒸发 40%。政客们急需安抚狂怒的公众，但华尔街的亿万富翁早已坐上私人直升飞机，继续挥霍无度。
正好，一场普普通通的盗窃案发生了。
一群中国人，一家由中国人创立的银行，成了最完美的替罪羊。
1
电话响了，国宝银行的董事孙仪芬，从成山的文件堆里抓起座机听筒。对方话里话外的暗示，让她越来越生气。
「你知道的，他从我这里夺走了一笔钱，」银行客户池爱丽说，「所以你打算怎么办？」
「我打算怎么办？！」孙仪芬捏紧听筒，怒不可遏。
电话中的那个「他」叫作余启斌，曾是国宝银行的信贷员。大约 1 个月前，余启斌罪行败露，国宝银行立刻把他炒了。
一瞬间，一个阴暗的想法从孙仪芬脑中闪过：也许，客户和员工是一伙的，他们演了场戏，好骗银行的钱。
「你应该去警察那报案。」孙仪芬挂掉电话。
碰上钉子后，池爱丽痛苦极了，她比孙仪芬更有理由愤怒。她和丈夫计算了损失：被余启斌偷走两张支票，共 2500 美元；被卖方扣除定金，约 72000 美元，这些加在一起，至少是丈夫两年的工资！
2010 年 1 月 19 日，他们走进纽约市警察局第五分局，指控银行和余启斌盗窃。在警察面前，这对年轻夫妻不得不再次回忆受害的经过。
前一年秋天，24 岁的池爱丽和丈夫陈杰，来到国宝银行申请住房抵押贷款。接待他们的人是基层信贷员余启斌，已经在国宝银行工作 4 年。
陈杰对余启斌十分信任，他俩是温州老乡。自从十几岁移民美国以来，陈杰一直生活在不同文化的夹缝之中。
其实，唐人街的许多居民都和陈杰一样，只在华人聚居区活动，几乎没能融入英语世界，甚至在美国住了几十年之后，还不会说英语。
当余启斌说起家乡方言时，陈杰感到亲切极了。余启斌说，如果你们把一切事情都交给我去办，会很容易获得贷款。于是他们毫不怀疑，池爱丽出面交钱，开了好些支票。
转眼到了年末，他们又来到国宝银行，完成房屋交割。银行董事孙仪芬也在交割会上。
国宝银行总部 图源：纪录片《国宝银行：小可入狱》
在最后关头，陈杰忽然想起妻子给余启斌开过两张支票。他通过律师询问孙仪芬，那个钱是不是用来支付过户费了？
孙仪芬一头雾水，立刻打电话给余启斌：「这些支票是怎么回事？」
「哦，哦——」余启斌支支吾吾，不敢回答。
孙仪芬沉下脸。她意识到出了问题，只能通知银行的首席执行官，立即停止交易。
最终，池爱丽夫妇的贷款申请没有通过。他们失去了即将到手的新房，失去了给房主的定金，还被余启斌偷走 2500 美金。
出乎意料的是，这起唐人街的小案子，居然牢牢抓住了检察官万斯的目光。
赛勒斯·万斯，纽约曼哈顿地区检察官办公室（以下简称曼哈顿地检）的大 Boss。上一次媒体把闪光灯对准他的时候，没发现什么好事，因为他从哈维·韦恩斯坦那儿拿了 5 万美元，当作自己的竞选基金。
韦恩斯坦是好莱坞的电影大亨，其性侵丑闻爆发后，Me Too 运动瞬间燎原，万斯却缩头缩脑，没有起诉他。
这一次，在政治野心的驱使下，万斯到处嗅闻，以为终于找到一个软柿子。
当他一页又一页翻看卷宗的时候，他惊喜地发现，这怎么可能是单纯的盗窃案？余启斌怎么可能独自作案？
的确不是。
万斯和国宝银行交锋了很多次，没想到在这一点上，国宝银行居然和他达成一致。
除了余启斌，「我们发现还有另外两名信贷员，涉嫌不法行为，但没达到余启斌那种违法等级。虽然如此，我们还是把他们都开除了」。
不管面前站的是执法者，还是手持摄像机的媒体，国宝银行的首席执行官孙仪文，都可以理直气壮地说，这就是全部真相。
孙仪文是银行董事孙仪芬的二妹。国宝银行是家族企业。在纽约曼哈顿的唐人街，她们的父亲孙启诚于 1984 年创立了这家银行，宗旨是服务华人移民。
那通电话之后，孙家很快采取措施。
他们先后从外部聘请两名调查员，进行自我调查，同时通知银行监管机构，美国储蓄管理局。
当曼哈顿地检一次又一次走进唐人街，扩大对国宝银行的调查规模时，该局也用了半年左右的时间做同样的事。
该局最终得出的结论，与外部调查员一致：余启斌实施了欺诈，另外还有两名雇员也实施类似行为，但程度较轻。国宝银行本身并没有大规模的系统性欺诈行为。
针对这个审查结果，美国储蓄管理局发布了一系列命令，包括要求国宝银行彻底检查贷款流程、聘请第三方审查管理人员的资格。但最关键的是，没有处以罚款，更没有要求孙仪文、孙仪芬等高管全面调整。这说明情况并不严重。
这可不是检察官万斯期待的结果。
事实上，按照现有的证据，遵循逻辑推理，是无法得出他想要的结论的。于是，万斯只能借助偏见，来跨越事实与臆断的鸿沟。
第一步台阶是，余启斌不仅偷借款人的钱，还伪造他们的收入水平证明和其他信用记录，替他们完成贷款所必需的文件，最终让不具备资格的借款人获得买房贷款。
这就有了欺诈性抵押贷款。
第二步，住房抵押贷款一直是国宝银行的主要业务，之后，孙家会将抵押贷款卖给联邦国民抵押贷款协会，也就是房利美。
在 2008 年前后，欺诈性抵押贷款、房利美，都是火球般的词汇。
最开始，盘踞在华尔街的金融大鳄们，比如雷曼兄弟、摩根大通等等，为了巨额利润，给信用等级低、还债能力弱，甚至根本不打算还钱的次级贷款者，发放抵押贷款，然后用极其复杂的金融衍生工具——复杂到美联储前主席艾伦·格林斯潘，都表示看不懂——将欺诈性抵押贷款证券化，包装成五花八门的投资产品，拿到市场上出售。
购买者遍布全球各地，其中，房利美认购了极为庞大的次级抵押贷款。
火球越滚越大。
2007 年，美国房地产市场崩盘。房利美濒临破产，次贷危机一发不可收拾，并迅速波及全球，到了 2008 年，演变成世界性的金融危机，烧光了全球财富的 40%。
而国宝银行，也向房利美出售过抵押贷款。
因此，国宝银行，哪怕它只是一家华人移民创立的家族银行，一家服务于唐人街的社区银行，一家全美银行排名第 2651 位的小型银行，仍旧导致了 2008 年的世界金融危机。
这才是万斯想要的结论。
万斯觉得，孙仪文等人作为银行高管，一定参与了整个欺诈阴谋。也许就是她们培训员工，进行系统性犯罪。只要能逮到高管犯罪的证据，他就可以起诉银行，从而平息民众对执法部门不敢触碰大投行的怒火。
他将成为「21 世纪第一个起诉银行的曼哈顿检察官」，多么美妙的头衔。他也会洗刷韦恩斯坦丑闻，获得大量选票，政治生涯扶摇直上。
可是他有什么拿得出手的证据？万斯打算在唐人街找到更多证人。
为了调查国宝银行，他不仅发动曼哈顿地检上百名律师，还从华盛顿借调帮手。
2
「砰砰砰」，「砰砰砰」。清晨六点，敲门声打破了唐人街的宁静。
居民们从睡梦中惊醒。他们从床上爬起来，打开门，抬头却看到纽约警察堵在门口。
他们都是普通的华人移民，在唐人街开美甲店、餐馆、裁缝铺，或者在街头推着小摊儿，贩卖蔬菜水果。难道自己做错了什么吗？是比占道经营，被罚 1000 美金，更大的罪过？
出人意料的是，警察摆出这么大架势，不是要逮捕他们，而是威慑他们去曼哈顿地检，协助调查国宝银行一案。
强势的警察离开后，留给大家一个难题。现在该怎么办？是顺从检方，出卖孙家，还是拒绝配合？
这些被骚扰的居民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从国宝银行获得过贷款，用来创业、扩大生意、买房，或是渡过其他难关。
尤其是上了年纪的人，就算不谈钱的事儿，他们和孙启诚也有一些私人情谊。
孙启诚的一生算得上传奇。抗日战争时期，他出生在上海，2 岁时全家逃往重庆，之后到达香港地区，又从香港去巴西，16 岁移民美国，一切从零开始。
20 世纪 90 年代，孙启诚成为律师，专门替中国移民服务，很多时候都是无偿的。他帮助大家解决移民手续、开办小企业、买卖房屋等等。
初代华人移民在美国的生活举步维艰。美国通过的第一部针对移民的法案，就是 1882 年的《排华法案》，主要目的是禁止华人在美国找工作。
一幅 19 世纪的美国漫画，反映了华人在当时所遭受的歧视与磨难
到了新世纪，虽然排华不再明目张胆，但唐人街的居民仍然感到，处处都是围墙。比如说，美国当地银行不愿意贷款给华人，尽管华人在那些银行里存了上亿美元的钱。
他们告诉孙启诚，大家真的非常需要银行，由华人经营的银行。
于是，孙启诚联合一些企业主，创办了国宝银行。从睡在肮脏的地板，到坐上国宝银行董事长的椅子，他花了 49 年时间。
国宝银行从来不会看不起人，那些牙医诊所、杂货店等的小企业主，哪怕只想贷 2100 美元，国宝银行也会办理。
2003 年，国宝银行发生一次大危机，谣言说，孙启诚和一名分行经理卷款逃跑。储户们慌不择路，纷纷要取走存款。孙启诚身临现场，用理智与真诚，挽留了他们。
如今，孙启诚坚信，这份情谊无法抹杀。在必要的时候，唐人街的居民会站在他那一边。
果然，当公众得知万斯要起诉国宝银行时，他们没有像 2003 年那样冲去要求提现。原本守在银行，打算一有挤兑就采取行动的联邦监管机构，只能愣在原地。
可是，警察的威慑仍旧起了作用。检方总共接触了 23 名国宝银行的员工、30 名银行客户、多名房利美的代表，最终转为控方证人的前员工有 5 名，包括余启斌。
余启斌和检方做了辩诉交易。他认罪，只需要监禁 6 个月，但不用真的坐牢，而是缓期 5 年，条件是转为控方证人，指控国宝银行系统性欺诈。
万斯似乎胜券在握，他不仅有了余启斌的证词，还说服几名年轻的银行客户，出庭指控国宝银行。他觉得，利用这些证人证言，就能让陪审团相信国宝银行是有罪的。
终于，长达两年半的调查结束了。万斯准备在 2012 年 5 月 31 日，高调地召开一场新闻发布会，公布起诉内容。他只提前了一天把起诉书送达国宝银行。
孙仪琳，孙启诚的四女儿，曾在曼哈顿地检担任助理检察官。讽刺的是，正是她工作的部门在调查国宝银行。于是她辞职了。
她在曼哈顿地检工作了 7 年，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只提前一天，违反了调查公司的标准程序。
万斯不可能不知道规则，为什么要这么做？
在新闻发布会上，更离谱的事情发生了。万斯展示了他是如何像对待动物一样对待华人。
3
新闻发布会这天，万斯准备了两手「好戏」。
他走上发言台。媒体的镜头都对着他。万斯首先点明这场行动多么特别，「我们今天的指控不是随意提出来的，事实上我们地检办公室上一次起诉银行还是在 1991 年」。
他特别提到 2008 年金融危机，煽动大众的情绪。「如果我们（从金融危机里）学到了什么，那就是在某些时候，这些诡计会被揭穿，而纳税人却要背锅。」
他所谓的「诡计」操纵者，当然就是国宝银行和 19 名（前）雇员。万斯坚信，他们实施了一个文件造假的大阴谋，给不具备资格的华人移民发放贷款，同时向房利美出售价值数亿美元的欺诈性抵押贷款。
万斯滔滔不绝，最后，曼哈顿地检总共提出 184 项指控，罪名包括住宅抵押贷款欺诈、证券欺诈、盗窃重罪、共谋和伪造商业记录等等。
如果罪名成立，国宝银行员工们的刑期最少 1 到 3 年，最高 8 到 25 年。
被指控的人里，不包含首席执行官。因为检方暂时没找到孙仪文涉嫌欺诈的证据。这让孙家稍微松了一口气。
万斯的另一出好戏，更激起孙家和华人社区的怒火。他不仅让被起诉的其中 9 个人戴上手铐，还用粗大的铁链把他们穿成一串，走过媒体聚集的走廊。
被铁链锁住带往法院提审的部分国宝银行（前）雇员 图源：纪录片《国宝银行：小可入狱》
闪光灯咔嚓咔嚓，响个不停。这一刻充满了侮辱性，在每个华人心里，产生深深的冲击。
老四孙仪琳当时正好走出电梯，那一幕映入眼帘。她后来终于想明白那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万斯只提前一天的阴险动机。
为了成为第一个起诉银行的检察官，万斯需要充当第一个向媒体发布消息的人，不能让孙家在他之前发表声明。另外，只给孙家留出 24 小时，意味着他们根本没时间陈述抗辩。
万斯所做的一切都无关正义，而是事关政治。他把司法程序变成了政治作秀。
所有女儿遭受的磨难，都同等地加诸于母亲身上。她们的母亲曾慧琳，痛苦、愤怒、憔悴，但强大。她知道，自己的女儿们坚强聪明，她们不会低头的。而丈夫孙启诚，更加不会认栽。他已经见过太多风浪，现在仍旧眼神锐利，方正的国字脸型棱角分明。无论何时，他都站得笔直，似乎没有哪种打击能让他弯腰。
很快，孙家的公开反击开始了。
他们向公众发表了很多声明。其中一份声明中，孙家明确地说，「我们不明白为什么我们的社区银行——它是本案唯一的受害者——会被起诉，而其他许多导致全国经济危机的银行却碰都不能碰」。
就因为这只是一家小小的社区银行？我们不过是华人移民？
这才是本案的核心。
在这个问题上，记者马特·泰比调查发现，美国确实奉行着两套标准。
检察官们在决定是否公开起诉高盛、花旗集团、摩根大通之前，会跑去咨询金融专家的意见。因为这些跨国金融机构，把遍及全球的公司、交易机构、国家拖入金融风暴，起诉它们的后果，是可能导致经济的连锁反应。
这些庞然大物发行了约 4.8 万亿美元的欺诈性抵押贷款，结果却是联邦政府拿出 7000 亿美元来实施救助，让它们不要倒闭。
在被送上审判席之前，它们还有特别优待，获得延期起诉或不起诉协议，甚至可以不用认罪，只需要支付罚款就行。
就因为金融危机的真正始作俑者太大，可以免予起诉，而国宝银行太小，就可以倒闭，可以被送进监狱？
是否有一秒钟，万斯考虑过起诉国宝银行的「附带后果」？如果银行倒闭，会给唐人街造成怎样的冲击？
《纽约时报》出面，问了万斯这个问题。
他回答说，自己认真考虑过起诉该银行本身可能带来的附带后果。可是，这些问题太普遍了，而且国宝银行的合作「太少、太迟」，没有理由不起诉他们。
他谴责国宝银行不够合作，根本是吹毛求疵。
为了配合曼哈顿地检的调查，孙仪文早就准备好相关资料，文件多达 60 万页，全都分门别类，用活页夹整整齐齐归档。后来调查扩大，被传唤的文件数量增加到 90 万页。
万斯只能看到他想看到的东西。对待国宝银行，他从来没有公平过，甚至是充满偏见。
他告诉孙家，检方没有给他们准备延期起诉或不起诉协议。要么接受审判，名誉扫地，银行可能因此倒闭；要么支付 600 万美元罚款并且承认重罪，同样名誉扫地，银行倒闭。
他没有告诉孙家，转头却对《纽约客》说的是，「如果该银行是花旗银行，或者国宝银行是一家为南美移民服务的银行，就会有一个协议」。
孙家有些沮丧，对万斯的虚伪和不公正感到失望。可是，孙家 6 人，有 4 个都是律师。他们可不打算认输。孙仪文说：「现在我们将要出庭，我们确实有能力证明他们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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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家聘请了 4 名律师，组成自己的梦之队。他们多次提出审前动议：所有的指控，证据不足；请求法官考虑起诉的后果是否有利于公共利益；指责检方「选择性执法」……
结果是，在那个热得发烫的纽约夏天，他们挤在狭小的法庭上，看着一个又一个抗辩策略，被法官驳回。
更过分的是，检方提出限制性动议，要求不许辩方在陪审团面前，提起任何一家导致金融危机的大银行。法官竟然批准了。
胜诉之路似乎越来越窄。
2015 年 2 月 23 日，纽约州最高法院开庭审理此案。
在起诉期间，国宝银行的业务陷入危机，孙仪文仍旧担任首席执行官。他们失去了所有主要的第三方合作机构，比如房利美，也失去了很多个人客户。银行步履蹒跚，只能凭借着惯性缓慢向前。
庭审第一天，也许是为了给自己打气，孙仪文在黑色西装里面，套了件大红色的衣服。
检方传唤第一个主要证人，是房利美。
辩护律师觉得真是幸运。关于房利美，他们搜集了很有力的证据，打算给检方来个当头一棒。
检方指控说，国宝银行卖给房利美的是欺诈性贷款，数量高达好几千笔。
辩方随后指出，就算以检方起诉书为依据，有嫌疑且被出售的贷款也只有 31 笔。如果没有限制性动议，辩方还可以告诉陪审团，花旗银行在 2000 年到 2012 年期间，向房利美出售了 370 万笔，却从来没被刑事起诉过。
那数亿美元的损失呢？
不，房利美不仅没有损失，还赚了很多钱。以这 31 笔贷款为例，房利美从每一笔抽取交易手续费，总共约 13 万至 14 万美元，之后还获得了 250 万美元的利息。
如果从更大的时间范围来看，通过国宝银行发放的住房抵押贷款，房利美至少获利 2.2 亿美元。
陪审员们集中精力听着这些数据。辩护律师从他们的脸上看到，这个回合国宝银行赢了。他们已经相信，检方声称的受害者，其实没有损失一毛钱。
但是陪审团仍旧好奇，所谓的伪造收入水平、信用记录等欺骗房利美的行为，到底存不存在？
事实上，一直以来唐人街的居民都习惯使用现金，很多人都没有符合美国传统的信用记录，所以孙启诚早就和房利美联系过，希望能够提交借款人的「电话账单、其他公共事业账单、房租付款清单」等，作为他们的信用凭证。
房利美明确发过邮件，愿意以这种方式，继续和国宝银行合作。
但庭审并不总是对孙家有利，有时还挺让她们伤心的。检方找来国宝银行之前的客户，作证指控他们。
在交叉询问环节，孙家采取的辩护策略是，削弱证人的可信度。有时证人的谎言十分拙劣，被揭穿时，把陪审员都逗笑了。
一名国宝银行的客户，走上证人席。她声称自己的年薪只有 1 万美元。
辩护律师打开谷歌地图，找到她的房子外景，那里停着一辆豪车。辩护律师问她，那辆车是不是她的，是不是宝马。
她居然说，「不，不，那不是宝马，那是一辆奥迪」。
真是睁眼说瞎话，所有人都能看见，那明明是一辆宝马。类似的谎言，有几十个。孙启诚担心，这么多谎言，会不会让大家觉得中国人都不诚实、不守法？
庭审持续了 4 个月左右，最戏剧性的场面发生在余启斌身上。检方把余启斌当作撒手锏。出庭那天，他穿着深色西装，领带是象征纯洁无辜的婴儿蓝色。
等待上庭的时候，他似乎非常淡定，翻看着《财富》杂志。在他的一只手指上，绿宝石戒指反射着光芒。
余启斌走上证人席，孙仪芬两姐妹一直盯着他。余启斌始终看向别的方向，不敢回敬这些眼神里所包含的愤恨。
法庭播放了一段电话录音。之前检方已经让池爱丽合作，监听她和余启斌的通话。
池爱丽问余启斌：「你告诉我，国宝银行知情，对吧？」
余启斌说：「我们不会对银行说这个。这只是个人的。」
「那好，但是，国宝银行知道所有人的文件都是伪造的，对吧？」
「我，我会这么说。」
如果顺从检方的逻辑，这几乎就是国宝银行有罪的铁证。
孙仪芬抑制着冲动，她往前倾身，手指紧紧扣住前排椅背。孙仪文同样怒火冲天，余启斌这个骗子，她直直地瞪着他，希望能用眼神将他烧死。
这段对话在陪审团心里激起截然不同的情绪。有人低头沉思；有人皱紧眉头，露出困惑的表情；还有人觉得检方干得漂亮。
最后，全场目光都聚集到辩方律师身上。他不慌不忙地走到余启斌面前，问他为什么在回答「我会这么说」时，停顿挺长时间。
「我在开车。」余启斌说。
「所以那段长时间停顿是因为你在开车，你分心了，这是你的证词？」
「我想不起来了，但我肯定是在开车。」
「如果你遇到麻烦了，你就会这么说，在那句话里你是这个意思吗？」
「我那样说是因为——」在余启斌作证的 5 天里，他总是这样，要么说话绕弯子，要么就说自己想不起来了。
辩护律师已经受够了他的闪烁其词。他打断余启斌，直接问道：「余先生，我在问你的是，那是一种很奇怪的回答问题的方式。我在问你的是，你说『我会这么说』到底是什么意思？」
「我会这么说。（意思是）我会这么相信。」他的语气不再理直气壮。
陪审团这下意识到，余启斌又在撒谎，他简直是个谎言制造机。
孙家人长舒了一口气。
检方逐渐黔驴技穷，居然提交了一份办公室的座位表，来表明银行高管不可能不知道余启斌等人正在欺诈。
根据座位图表显示，贷款部门的主管，坐在办公区域的右中位置，余启斌等人的办公桌绕着房间四周，将主管围在中间。
检方的这种手段，让部分陪审员又开始摇摆，既然主管就坐在罪犯中间，他们怎么可能不知情、不参与呢？
孙家搜集了大量证据，交给辩护律师，可以再次证明余启斌诡计多端。
首先，余启斌会欺骗主管，工作时他会说好几种中国方言，除普通话以外，还有粤语和温州话；其次，余启斌说，他会坐在办公桌边数钱，那是从借款人那儿索取的回扣。但借款人随后证明，余启斌和他是在银行大厅办的事儿，主管看不到。
最后，辩护律师还提交了一些文件证据，证明有好几次，主管发现余启斌提交的贷款文件有问题，于是拒绝批准。
贷款没批下来, 并不会影响主管的薪水, 但余启斌却拿不到佣金。佣金对余启斌非常重要。他 2005 年入职国宝银行, 到了 2009 年，靠着佣金丰厚, 工资上涨了 8 倍，每年超过 22 万美元。
最终检方想利用余启斌, 把国宝银行拖下水的阴谋, 被击得粉碎。
那么，只剩下最后一个充满迷惑性的争议。2008 年金融危机，到底是不是国宝银行导致的？
听到这种指控，平时一本正经的孙启诚忍不住笑了。国宝银行从来没有投资过任何抵押证券, 更没有发放哪怕一笔次级抵押贷款。
当然, 国宝银行的抵押贷款也有违约，但违约率低得出奇, 只有 0.5%, 平均全美的违约率是 6.6%。华人总是按时还款, 比全美其他地方优秀十几倍！谁还能说我们不诚实守法？
2015 年 6 月 4 日, 陪审团评议了 11 天后，最终做出裁决。此时, 曼哈顿地检已经将指控罪名从最初的 184 项，增加到 240 项。在每一项罪名后面，陪审团的回答都是, 无罪。
胜利了, 结束了！多么煎熬的 5 年啊, 孙家人哭了起来。孙仪芬眨眨眼睛, 她看到法庭速记员也在哭。
走出法庭，他们既觉得高兴，又感到筋疲力尽。他们为这场诉讼付出了太多, 单就金钱来说, 诉讼费 1000 万美元，国宝银行的业务损失约为 2500 万美元。但终于, 大家又可以向前看了。
美国纽约市曼哈顿唐人街一景 图源：Unsplash
胜诉之后，房利美很快与国宝银行恢复合作。国宝银行用了 2 到 3 年时间, 开始扭亏为盈。
有一天，孙仪芬在路上遇到一个陌生人。陌生人感激地说：「你代表了我们所有无法抗争的人，你站起来, 为我们而战。」
这些更加坚定了孙家为华人社区服务的决心。孙启诚说：「我们中国人必须向其他少数族裔学习, 当事关社区共同利益时，我们必须让那些当权者知道，这种事情永远都不应该再发生！」
备注：池爱丽、余启斌、陈杰均为音译名。
参考资料：
《贫富差距时代美国司法不公的分水岭》, 作者马特·泰比
《大而不倒》，作者安德鲁·罗斯·索尔金，译者巴曙松、陈剑
《国宝银行和 19 名个人被控参与大规模抵押贷款欺诈阴谋》，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检察长办公室
《被告：当唐人街一家银行因欺诈被调查时，一个社区的金融生活方式受到审判》，《纽约客》
《2008 年金融危机后，只有一家银行面临刑事指控。为什么？》，美国公共电视网
《国宝银行在纽约州抵押贷款欺诈审判中所有指控均被宣告无罪》，路透社
《少数族裔银行、种族偏见和信贷的民主化》, 宾夕法尼亚大学
《替罪羊》，波士顿大学法学院在线杂志
《「你梦寐以求的靶心就像这样」帮助国宝银行无罪释放的 4 名律师》，《纽约大都会超级律师》杂志
纪录片《国宝银行：小可入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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